2024年3月28日 星期四

廖志峰 (2)、李肇修:盛會:允晨文化歲末音樂會、早夜的食堂、「申懷斌健」書畫聯展

最愛  
書展期間真的很感謝專程來探視打氣的朋友,也很感謝誤入臨演並買書的朋友,像春旭,看到朋友的喜悅就是撐過六天書展最大的動力。朋友的購書確定了我業績不至掛零的基礎,更多的還是不認識的讀者朋友買的,老實說,很開心看到年輕人走入允晨文化的攤位,我有時候很想問:你們走錯了嗎?我賣書的態度就像當年在淡水水源街賣書,悠悠地看著翻書的人,猜想他們會從書中獲得的啟示⋯⋯。有朋友轉述:為什麼廖志峰老喜歡宗教區呢?其實我只是喜歡安靜,我可以忍受看書時的背景音樂就是小提琴,最多是大提琴。如果太浮躁無法看書。喜歡看書的人,自身會形成結界,別人進不去,自己出不來。我喜歡這樣。其實,我有時候小酌時也會進入到這樣的狀態,在又不在。
書展期間,因為找吃的過程,意外遇到了久違的紹華,十分驚喜,我們有了一段溫暖的談話,覺得有一個被時間遮掩的自己又浮現了,內心感動。紹華說她ㄧ直記得並感謝我幫她出版了第一本書,她相信我同樣給了其他人機會⋯⋯。老實說,我沒想到她會提這件事,只是她讓我想起那個更為單純,而且純粹的自己。我忘了很久。我也深知不要向別人討人情的道理,以免讓自己顯得可悲。這麼冷的天,這麼溫暖的談話,這麼不預期的巧遇,都令人感動,謝謝紹華。
相信自己是最重要的,但不要忘記那些給自己機會和幫助的人。工具和平台會改變,速度也不同,但是尋求感動自己的故事這件事,不會改變。
主題:紀念漢寶德先生
時間 2018年8月19日 (禮拜天) 10:00~12:30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2樓
電話:(02) 23650127
嘉賓:
羅時瑋
  1953年生,東海學建築系畢業,台灣大學土木研究所交通工程碩士、比利時魯汶大學建築碩士、博士,台北市及台灣省建築師公會會員,專長及研究方向在於亞洲城市建築、台灣都市建築、城鄉建築理論與實踐、建築構造研究、鄉村社區營造,東海大學院長、建築系教授退休,著有《情境與心象──漢寶德》《地方前進》、《擾動邊界》等等。
李肇修
小提琴家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音樂藝術博士(小提琴)
紐約曼哈頓音樂學院小提琴演奏碩士
1992回國後受陳漢强先生邀請任教新竹師範學院
1996年受漢寶德先生邀請協助籌劃七年一貫制音樂系
2007-2015年擔任台南藝術大學校長






就是今天下午
我要到鄭南榕基金會分享我的出版之路
我在允晨倒底編過幾本書?哪些類別?其實我從沒細算
進了允晨編了迷宮中的將軍欣喜若狂
編了初為父母不知所措
編了求職與面試又深感挫折
編了還山秋夢長又回到來文學
編了孫康宜院士的陳子龍與柳如是情緣進入晚明
編了陳其南院長的公民國家與公民意識茅塞大開
編了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從此告別黨國與楊柳岸曉風殘月
編了康正果的出中國記從此遠離中國
從康正果處接起了李劼廖亦武
從廖亦武接起了吳仁華
從此深入六四戒嚴部隊
然後一直走到今天
我是理想主義者嗎?
我是被動盲從者嗎?
我有真正的追求
或知道自己在追求甚麼嗎?
我不知道
很多事情要更長的距離和時間來檢視
我不聰明
但總會自問自己是誰?到底要甚麼?
這些書只是十分之一但每一本都是轉折
我後來放入更多的關懷
朋友有人真的知道你
有人不真的認識你
其實無妨
人生很短
我只是尋求自我的意義
一開始不是故意的
就像一開始我做了
遠離台北
我貼近了一個風潮
然後
很快地我落在風潮之後
也開始轉向
很快地
我也將走向最後幾里路
之後呢?
我不知道
大概就是這樣
下午要說的
沒聽到的
去看書就好
每本我編的書
書中或多或少都有我想說的話
雖然
我也不完全同意
講題│不一定討喜,有可能被禁的出版路
主持│陳夏民( 逗點文創結社 總編輯)
講者│廖志峰( 允晨文化 發行人)
日期│8月18日(週六)14:00-16:00
地點│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紀念館






你不要問:「為什麼昔日勝於今日﹖」因為這樣的詰問,不是出於智慧。 ---訓道篇 Ecclesiastes, 8:10
--敬贈廖志峰兄,壽星
我當然記得,廖為民先生新書發表會的話:一橋出版社的書,每本我都收;允晨的書,應該每本2冊......但,後來我知道:貴社2015年11月出版3本書,就知道,我的負擔將越來越重,甚至還得覓書庫.....
昨天得意的事:收到法國朋友J-M的電郵:Dear Hanching,
I wiewed the video. Though I cannot speak chinese, I like this old man telling the stories. Yes my stories with Deming, Juran, Ishikawa, Feigenbaum and Crosby are worth a video on Youtube. I will ponder over that.
我記得跟廖兄說,允晨的"書與人"的追思,都值得寫....後來,2015,果然第一炮,紅啦!
不用說,每年的書會源源不絕,包括,書的巴黎的漫遊者廖兄的書!

我將這篇傳給允晨的廖社長,建議他"或可考慮"再版"巫寧坤作品"。他回信:
已再版仍有庫存志峰


他在抗日期間投筆從戎,擔任美國飛虎隊翻譯;他在「新中國」成立後放棄博士學位,登船回國;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九死一生……
「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 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

大江健三郎談文學與歷史

Inspired by French literature and his own family, Kenzaburo O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94 for creating “an imagined world, where life and myth condense to form a disconcerting picture of the human predicament today.”

Oe was the first person in his family to leave their village of Ose-mura. His family had lived in the village tradition for several hundred years, and the women in the Oe clan told stories about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legends of the region, which left an indelible mark on him.  

The Second World War broke out when Oe was six and changed his trajectory in numerous ways. Militaristic education was de rigour in every school, with the Emperor as both monarch and deity reigning over the country’s politics and its culture. Young Oe, therefore, experienced the nation’s myth and history as well as those of the village tradition, and these dual experiences were often in conflict.  

Sadly, his father died during the war, but his mother bought him escapist books such as ‘The Strange Adventures of Nils Holgersson’, which left a lasting impression. 

In 1945, Japan’s defeat brought enormous change and democratic principles replaced those of the absolutist Emperor systems in classrooms. Inspired by the promise of democracy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freedoms it affords, Oe set a course for Tokyo and left the village of his forefathers. At Tokyo University Oe avidly consumed contemporary Frenc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while his mentor’s thoughts on humanism gave him a new lens through which to examine the stories handed down to him by the women in his village. 

Oe made his debut in the 1950s with short stories. Several of his books deal with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atomic bombing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while disability is a recurring motif in many of his stories after one of his sons was born with brain damage. His novel, ‘A Personal Matter’, was a way for the author to process and accept this event. 

Learn more about his remarkable life: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1994/oe/biographical/



作家的良心 大江健三郎談文學與歷史

第一篇 挖掘女性見證的近代史

大江健三郎將於今年十月來台擔任「大江健三郎研討會」的主題演講,4月27日於大江東京住所簽約。左起大江健三郎、吳佩珍、彭小妍。
(記者陳世昌/攝影)
1994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即將於2009年10月5日至9日來台訪問,並參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北京社會科學院外文所聯合舉辦的大江健三郎研討 會,擔任主題演講。文哲所研究員彭小妍、政治大學助理教授吳佩珍及《聯合報》駐東京特派員陳世昌,於4月27日前往大江先生在東京的住所,簽訂邀請合約。 大江先生接受將近三個小時的採訪,暢談文學、對東亞近代歷史的看法及作家的責任。聯副今日起連續三天特載精采的訪談內容。(編者)

《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彭小妍:有關您2007年最新的小說《優美的安娜貝爾‧李──寒徹戰慄早逝去》,有幾個問題想請教。

大江:請說。

彭小妍:您的作品經常引用世界各國的文本。您這本書中,互文的用法非常自由、豐富,可是同時故事結構也很嚴密,所有的互文都指向女主角的心理創傷。也就是 說互文和故事性之間取得很好的平衡,形成極大的張力。互文性強的作品,有時候故事的結構容易變得散漫,可是您這部作品卻沒有這個問題。這是寫作過程自然的 發展,還是原本特殊的設計?關於這點想請您談談。

大江:這一點我也想說說。我引用的作家有很多。以我這部作品來說,至少用了三個文本,像是德國的作家克萊斯特,美國的詩人愛倫坡,還有其他許多的文本。就 像您現在說的,我在這部小說裡面,想把整體的結構弄得很緊密,然後才放入許多文本。如果這樣做,有時候小說篇幅就會拉長,如《憂容童子》;本來是想儘量寫 少一點的。所引用的文本,比如說愛倫坡的詩〈安娜貝爾‧李〉,這首詩的日文翻譯也非常有意思。

吳佩珍:是日夏耿之介的翻譯。

大江:對,他的翻譯。其次是德國克萊斯特的小說。我對每一個文本都有很強烈的關心。比如說愛倫坡的詩,是怎樣束縛了大江這個作家,我很清楚地寫在裡面,一 方面,愛倫坡跟克萊斯特,清楚地表現出他們的不同,把他們都寫在小說裡。到了小說的最後,把大江、愛倫坡、克萊斯特轉化成電影、戲劇,各式各樣的人的詮 釋,每個都是獨立的,但又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可以說彭老師所說的是非常正確的。

與蘿麗塔同年「出生」

彭小妍:您這本小說也經常引用納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的《蘿麗塔》。

大江:是的,納博可夫也很重要。我想到了一件小事,我曾在美國的大學生活了半年。美國大學的日本文學研究者是沒有什麼經費的,所以邀我去上課演講結束的時 候他們給我一點點謝禮,大概一百塊美金左右,我也拿過七十塊美金的。我們就到餐廳去,每個人約有十六塊美金的預算,點十六塊美金的餐,酒是一罐啤酒,要喝 第二罐就要自己付錢,然後大家聊天。那時,薩依德這個非常棒的學者也在,他是我的好友,他已經去世了。還有評論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教授Masao Miyoshi(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文學系教授),土耳其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奧罕‧帕慕克 (Orhan Pamuk),大概有十人左右。我們猜謎,看某個作家、人物是什麼時候出生的。有人出題說,有人知道1935年出生的精采人物嗎?薩依德說,我知道兩個, 我也說我知道兩個。薩依德就說,是大江健三郎跟蘿麗塔。然後輪到我說,我則說是薩依德跟蘿麗塔。我跟薩依德跟蘿麗塔都是1935年出生的,如果蘿麗塔還活 著的話就是七十四歲了。

心理的創傷

大江健三郎2009年四月攝於東京住所。
(記者陳世昌/攝影)
彭 小妍:我讀您這部小說,覺得結構的嚴謹就好像偵探小說一樣,您這部小說要解決的那個重大問題,是一點一點抽絲剝繭透露出來的,到最後才發現女主角櫻的創傷 到底根源何在。這一點,想請問您是不是整部小說寫的時候,目的就是在解決這個創傷?從開始寫的時候就預備這樣寫,還是說寫到後來慢慢的發展出來?

大江:是後者。我很喜歡克萊斯特的小說,現在日本人不太讀。最初,我想如果寫克萊斯特的事,日本人會如何解讀,因此出現了將他的小說改編成為世界性電影的 情節。其中我想寫一個女主角,是電影的女演員。在寫的過程中,櫻這個人物在我心裡變得越來越具體,不斷成長。然後我在思考這個人物的時候,就想到她小時候 受過心理的創傷,這是因為小時候的我也有心理的創傷。

1945年戰爭結束,日本戰敗,而日本侵略中國,把台灣變成殖民地,所以中國人心理的創傷是更大的,台灣人也是,韓國人也是,大家都有心理的創傷。日本人 有,我也有。本來戰爭的敵國變成來占領我們,那時我十歲。他們建了圖書館,我從十二歲到十三、四歲,就很狂熱地在那圖書館讀英文書。所以對我來說,美國, 首先是和日本打仗的國家,然後是占領日本的國家,在這點上,我在從事學生運動的時候也反對美國的政治,是很複雜的。而同時我十三、四歲又常去美國人建的圖 書館,在那兒讀書,像是愛倫坡等,可以說是在那兒受到教育。所以在我的心中,美國是很有吸引力的,同時又很可怕,從小就這樣覺得。

我小時候日本與美國打仗,之後美國和日本又有很緊密的關係,日本的政治一直在美國的國際政治影響下一路走來,始終沒有從美國獨立出來。所以我在思考女主角 如果受到心靈創傷會怎麼樣的時候,想到一起製作電影的情節,她的心靈創傷在拍電影的過程才逐漸被發掘出來。我並不討厭偵探小說,偵探小說家跟我們純文學作 家、普通作家的寫法不一樣。偵探小說家是在一開始就知道最後的謎底,如果是一個女性發現她的心靈創傷,偵探小說家從一開始就很清楚知道這個創傷是什麼,可 是讀者不知道。偵探小說一開始就告訴讀者有這個創傷;我們純文學作家想寫的則是和自己相近的真實人物,在寫的過程中,自己去發現這個女子有過心靈的創傷, 最後發現這個心靈創傷是如何來的。小說裡面,在製作電影的過程中,女主角櫻自己去克服、解決這個創傷。然後我想像她從自己的心靈創傷解放出來的瞬間,是在 鄉下的森林裡,一邊製作電影,然後得到解放的場景,我就是這樣去寫的。我小時候有時會看到美麗的日本少女跟美國兵走在一起,她們穿著美國送來的漂亮舊衣, 而我們所穿的則是破舊的衣服,這啟發了我的構想。

最新的小說:《水死》

約1970年代,大江在四國家鄉森林中的一個樹洞裡面。
(圖/中研院文哲所提供)
彭 小妍:在《優美的安娜貝爾‧李》中,女主角櫻是國際大明星,可是到最後解決她的心靈創傷的,是大江先生母親和祖母所代表的敘事傳統。這好像是大江先生您作 品一貫的特色,無論如何引用國際性的文本,到最後都回歸到您四國故鄉的敘事傳統裡面。您自己是否覺得,您寫小說也是受到這種四國女性敘事傳統的影響?

大江:是的。我現在正在寫一本小說,叫《水死》,是我最後的小說了。本來想寫我的父親,可是在寫的過程又發現不一樣的東西。特別是我的母親,年輕的時候, 她朋友跟著丈夫去上海的貿易公司工作。她的朋友在那裡生產時,一個人覺得寂寞,所以叫我在四國的母親也去。過了一年,我母親都沒有回來。後來是我父親出國 去帶她回來的。那是1933、34年,我是1935年出生的。如果我母親還在上海的話,就沒有我了。我本來是想寫父親、母親的故事,寫了三分之一。可是, 我從小就聽說母親有一些資料,收在紅色的行李箱裡,是她從上海帶回來的。我母親去世大概十年後,我妹妹本來保管那個行李箱,就給了我。我打開來看,裡面竟 然什麼重要的東西也沒有。所以這部小說就寫不下去了。於是我轉換了一下,寫一位小說家「長江」想寫一部叫《水死》的小說,回到四國跟新結識的朋友一起做戲 劇。後來這部小說的重點發展成寫那做戲劇的人的痛苦經驗。現在正在寫,開始要寫後半,是關於此痛苦真相的發覺,而這才是這小說的重要部分。這正好跟《優美 的安娜貝爾‧李》的形式很相近。我想將這兩部小說結合成一個作品,以二部曲形式呈現。

彭小妍:昨天我們去看了歌舞伎。歌舞伎裡表演的都是男性角色,但是在您的小說裡面您母親的這個劇團,都是女性在演出,而且觀眾也都是女性,男性還不能去 看。這是不是要表現一種邊緣性?也就是說,日本的歌舞劇傳統的主流是男性演員,而您這部小說裡的劇團是女性的世界。您是不是蓄意創造一種邊緣性,來跟主流 對抗?

大江:是的。在日本的近代史裡,女性是被歧視的弱勢,可說是社會的邊緣。可是女性確實保有一些文化,我的祖母創作了類似歌舞伎的戲劇,我的母親對此戲劇也 很擅長。女性擁有日本民俗性的、民眾的記憶,所以我想描寫女性記憶形式的民眾記憶這樣的東西。日本的近代史,大約這一百二十年來的日本近代史,明治維新以 來日本成為新的國家,接二連三地侵略亞洲。侵略亞洲這類歷史,是以男性為中心的歷史,以男性為中心的記憶。反過來看,女性到底有怎樣的記憶?當然,日本有 很多女性學者已在研究。可是我以一個男性作家的身分,想要寫我自己的母親、祖母是怎樣活過近代史,如何以女性的方式去記憶。在新的小說裡也是,特別是寫第 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結束的時候,日本人有怎樣的反應,雖說我父親在當年便已經過世了。大致是以我的父親為主角去寫,可是在寫的過程裡,父親的歷史本 來應該以男性的歷史去寫,卻發現那個歷史是留在母親以及祖母的記憶裡的。還有我的妹妹,站在女性的立場去思考我的父親是怎樣活過來、怎樣死去的。

身為男性作家想要去發掘女性所見證的近代史,便會遭遇女性的記憶,女性所記憶的歷史。像我這樣年過七十歲的作家,總是一面寫,一面想著:這是最後一部了,大概不會再寫小說了吧,不久就會死了吧。我是這樣設定的。所以寫了這部小說,我想應該就不會再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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